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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愿放弃民主、拥抱独裁,法国人曾刻意遗忘的维琪法国


    2020-08-01


    自愿放弃民主、拥抱独裁,法国人曾刻意遗忘的维琪法国

    二十世纪是个极端的年代,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以最激烈的方式在国与国之间上演。面对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等极权主义代表的挑战,根基不稳的自由民主制度遭到重大挫败。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遭到极权主义挑战的国度中,在一九四○年自愿放弃七十年民主历史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特别值得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研究。

    随着苏联的解体与东欧国家的民主化,我们的世界经历了一段短暂的乐观时期,民主制彷彿定于一尊,难以撼动。论者如法兰西斯.福山等人甚至大胆预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社会的演化终点。

    那个乐观的年代毕竟没有持续很久。二十一世纪也不过才走到第二个十年,我们已开始听到各式各样的质疑。一度看似能够突破民族国家藩篱的欧洲联盟,如今看来处处皆是分裂的墙角,更不用说极右派在欧洲的得票率正年年增长;川普在美国一连串具有争议的举措,犹如在自诩世界民主领头羊的美国自由派头上敲了一记闷棍;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则似乎有愈来愈多的国家意欲仿效所谓的「中国模式」或「俄罗斯模式」。

    「民主在退潮」的言论一时甚嚣尘上。

    我们的世界正在远离一九四○,但我们的世界彷彿也愈来愈像一九四○。

    历史不会重演,但有时会惊人的相似。无论我们是否正在重返极端的年代,有一件事情倒是确定的:我们正在失去对既有民主体制的信心,就像一九四○年的法国人一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回头检视七十年前的法国人,为什幺选择扬弃自身的民主制度,或许就不再是一个那幺遥远与抽象的课题。

    那幺,一九四○年的法国人为何放弃了民主?

    军事溃败是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民主的法国在短短六週之内败给了独裁的德国,无疑会让法国人对自身的制度产生怀疑。

    然而,军事上的失利无法完全解释法国的选择。法国并不是欧洲唯一受到纳粹军事入侵的民主国家。一九四○年陷落的不只有法国,还有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与比利时。但法国却是这些国家中,唯一在战败后「自愿」放弃自由民主与既有宪政体制的国家,也是除了丹麦以外,唯一民选政府没有流亡海外继续抵抗的国家。

    而与丹麦不同的是,法国政府甚至没有试图在德国占领下维持民主制度,反而迫不及待地宣布民主共和的死刑。

    用美国驻法记者威廉.夏伊勒的话来形容,就是第三共和在战败后「切腹自杀」了。当民主遭难时,法国在第一时间的反应并不是起身捍卫,而是将过往的民主共和视为战败的元凶。就像日后担任维琪法国副总理的右派政治家拉瓦尔(Pierre Laval)在鼓吹国民议会将大权授予给贝当时说的:「导致这场大灾难的制度不能再保持不变了。」

    表面上来看,法国的选择是务实与理性计算的结果。贝当掌权前夕,绝望的邱吉尔曾突发奇想,提案英法共组政治上的统一联盟,试图让法国有理由继续抵抗。对此贝当只是冷冷地评论:「法国为什幺要与一具尸体瞎搅和?」对贝当来说,纳粹德国已经征服欧洲,英国的臣服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现实的风向已经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法国应该趁早服膺于这个新秩序之下。

    然而,贝当与维琪法国的支持者们并非只是单纯的投机主义者。法国之所以从民主走向独裁,还有其理想与意识形态上的因素。

    「法国已经受够了。」最先主张停战的魏刚将军,在法国陷落前曾私底下表示:「由共济会、资本主义与国际思潮所组成的政权与旧秩序,是导致我们落到这步田地的原因。」[1]这位天主教出身的保守将军多年来始终同情君主体制,并对「失序」的共和政体忧心忡忡。

    当雷诺总理主张要迁都至北非继续抗战、并举出同样流亡海外的荷兰为例时,魏刚严词反驳,他认为法国第三共和「这种在短短七十年间就换了上百个政府的短命体制」无法和荷兰的君主制相提并论。那些每隔几年就会被人取代和遗忘的民选政客,根本无法代表国家。魏刚的回应颇具有代表性,除了暗示他个人锺情于君主政体外,也明示了像他这样的陆军高层,对当时法国的民主共和制所持有的轻蔑看法。

     法国需要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智识与道德上的复兴。[2]

    国民英雄贝当元帅在向法国人民宣布对德停战消息时如此宣称。也就是说,在贝当眼中,法兰西第三共和不但失序,在智识与道德上也沦丧。为此,法兰西必须矫正她过去的错误,才能重新恢复劳动、家庭与祖国的优良传统价值。

    就像贝当一样,维琪法国的支持者将战败看作变革的契机,可以一口气摆脱第三共和时期种种他们所不乐见的「民主乱象」:频频更迭的政府内阁、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所引发的罢工与社会动荡、政客与媒体的腐败,以及人民对天主教信仰的不虔诚。

    没有人能够比里昂的枢机主教热利耶(Cardinal Pierre-Marie Gerlier)更能表现出这种将战败视作赎罪机会的看法。这位主教在法国陷落后坦白地表示:「如果战胜了,我们或许永远都会是自身错误的囚徒。」[3]

    一九四○年法国陷落,意外给了所有对过去法国民主体制抱持敌意或心灰意冷的人们一个难得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的产物就是维琪法国。极右派政客、法国大革命后被压制的保皇党人、保守派军人、天主教会与各式各样的投机分子们联合起来,在第三共和最脆弱的时刻,给了它致命的一击。

    一九四○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陨落。

    「我感觉此时此刻法国社会彻底瓦解了,军队、政府、民心都涣散了。」当时正在巴黎报导新闻的记者夏伊勒这幺回忆。

    震惊的法国人迫切地需要一个足以解释现状的说词。而贝当元帅已经準备好了一套。他说:

    我们比二十二年前还要脆弱。我们的朋友更少,我们没有足够的小孩、足够的武器,也没有足够的盟友。这是我们战败的原因。

    然后,他话锋一转,继续说道:

    我们让自身的享乐精神压过了牺牲精神。我们要求的太多,但付出的太少……我不会让陆军来承担政客所犯的错。

    在今天来看,贝当此番言论像是在怪罪过去二十年来的人太草莓,而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则要对这二十年来的政治乱象,乃至于对法国陷落本身,负起主要的责任。

    一九四○年,有太多饱受分裂之苦的法国人,已经準备好接受贝当这套说词。他们成为维琪法国的潜在支持者,并透过支持贝当的说法,将战争的痛苦与战败的耻辱,转嫁到第三共和的体制本身。

    法国已经準备好要放弃它的民主。

    一九四○年七月十日,除了少数逃往北非的议员外,法国国会以五百六十九票对八十票的悬殊比数,全权授予贝当元帅修改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权力。法国国会此举形同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贝当随即颁布一系列的修宪法案,包括赋予自己指派与辞退内阁官员的权力、冻结既有国会并改透过自己指派的官员来负责立法。

    在新的宪政体制之下,贝当形同掌控法国的行政、立法与司法大权,甚至还可以挑选自己的「继承人」。从太阳王路易十四以来,没有一个法国元首拥有这样大的权力。

    彷彿自我实现的预言般,一个万众期盼的强人诞生了。

    在国民英雄贝当元帅的带领下,法国终于扬弃了民主建制,转而投入「国家革命」的怀抱。无论真诚与否,许多人相信贝当的「国家革命」能够带领法国走出过往的政治乱象与重回昔日的荣耀。既然自由、平等、博爱是导致失序与混乱的潜台词,维琪法国于是把国家格言置换成了劳动、家庭与祖国。

    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很快展开。

    维琪法国透过打击个人主义来重振家庭在法国的核心地位,将法国重新塑造成一个由贝当爷爷领导的家父长式威权国家。

    维琪法国透过打击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来提倡妇德和挽救生育率。女孩被要求接受家政教育,学校的教材开始将圣女贞德描写成精于裁缝与厨艺。它修改民法的离婚要件,凡是结婚三年内一律不得离婚;堕胎自然是非法的,堕胎与协助堕胎者最重甚至可以求处死刑。

    维琪法国还禁止罢工与工会,以避免人民阵线时期的乱象再现。新政府强调回归农民与乡村的传统价值,以杜绝阶级斗的可能。此外,反犹主义受纵容,年轻人则被鼓励加入天主教会。新政府认为恢复教会在生活中的权威,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不是所有人都赞同维琪法国的作为,但共和国坚贞的捍卫者却不够多。前首相雷诺、达拉第、布鲁姆等人都被长期拘禁。先前反对停战最力的内政部长曼德尔展开最早的地下抵抗运动(他在一九四四年遭到维琪政府杀害),而战争部次长戴高乐则流亡海外,从零开始号召法国人反对维琪政府。

    贝当的国家革命终究没能持续。随着二战局势的逆转与纳粹德国愈发糟糕的占领政策,法国人对贝当与新政府的支持迅速冷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第三共和的灭亡与维琪法国的诞生就成了法国人所不愿面对的一段回忆。

    在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九四○年自愿放弃民主、拥抱独裁的往事,遭到了法国人的刻意遗忘。

    在战后的审判草草定罪了若干维琪政府的官员后,关于第三共和国陨落前夕的记忆似乎就此尘封。或许,正如同研究法国史起家的英国史学家东尼.贾德(Tony Judt)在《战后欧洲六十年》(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当中所说的,像这样的集体遗忘有助于国家复原。[4]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家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在一九四○年法国陷落时正在法军服役,并在德国战俘营度过他的二战岁月。布劳岱尔在一九七二年的个人遗嘱中自陈,当年之所以会用结构性、长时间的角度去写他的成名作《地中海史》(The Mediterranean),有部分原因正是出于自己不愿面对当年经历的悲惨事件。他只能选择拒绝、否定与降低这些事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他想要相信,历史与命运都是在一个比这些事件更深远的层面上被书写。[5]

    与遗忘并行的,是对过往的选择性记忆。

    多数法国人选择相信,他们是遭受贝当与维琪法国政府的欺瞒,他们选择相信自己,也很快响应戴高乐号召的抵抗运动,为民主和自由而战。这或许是法国人在面对放弃民主的这段难堪过往时,一种自我调解的方式。

    「抵抗运动」就此成为二战后法国的国家迷思。

    戴高乐与许多共和支持者们特别助长这样的迷思,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否定维琪法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强调维琪法国的异常与非法,有助于战后的新共和维繫自身政权的正统与延续。这样的迷思持续了数十年。直到一九七○年代以后,才有愈来愈多的法国人愿意回头检视这段失落的记忆。

    注释
    [1]译自Julian Jackson, The Fall of France: The Nazi Invasion of 194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33。
    [2]译自Julian Jackson, France: The Dark Years 1940-194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23。
    [3]译自Julian Jackson, France: The Dark Years 1940-1944, p.140。
    [4]东尼.贾德,《战后欧洲六十年.卷一:进入旋风》(台北:左岸文化,二○一二),页一一三~一一四。
    [5]译自Fernand Braudel, Personal Testimon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44, No. 4 (Dec., 1972), pp.448-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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